我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特别大的回国潮，近5年归国留学生近80万人。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在所有留学回国人员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占76%，博士学位高端人才仅占11.2%。2005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的比例高达89.4%，201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82%。 

近日，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 

　　91.8%海归认为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 

　　中国青年报：您是哪年回国的?您认为当前优秀留学生在回国选择上，和之前的人相比看重的因素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率先生产力。我想国内发展“步子更快一些”，离不开科技人才，离不开具有海外视野的事关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在他讲话的第二年我就回国了。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开展对中国海归群体研究和海归社团的创新;二是为国家的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创新及人才强国战略建言献策。 

　　近几年，我们研究发现，现在海归回国发展更看重国内的发展机遇。我曾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几位专家做过一项针对中国海归和印度海归的研究，91.8%的中国海归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这是他们回国的特别重要原因。另外，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原因中，中国更为庞大的市场和政府更为积极的激励机制是重要的吸引力。超过八成的中国留学人员认为，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中国留学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比例并不高，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王辉耀：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职业发展环境的差距。我国目前的创新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在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学术交流机会，更容易得到国际认可，甚至可以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机遇。另外，在国外工作，人际关系简单，容易出成果。 

　　二是生活环境的差距。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比如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经济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三是人才流动壁垒过高。目前我国获取绿卡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或者是“千人计划”人才。从2003年实行绿卡以来近10年我国总共才发放了不到5000张绿卡。而美国一年的绿卡发放量就多达100万张。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国家及地区，发放绿卡均没有对职务的要求。 

　　四是子女教育问题。东西方教育体系不同，许多海外人才的子女来到中国首先要面临严重的重新适应问题，有些孩子连汉语都说不流利，更别说参加中国的高考。另外，国内专门为留学人员和外籍人士开办的国际学校，收费又远远超过当地标准，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的私立学校还贵。 

　　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需要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高层次人才回国的趋势怎么样? 

　　王辉耀：“千人计划”实施至今，已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3300多人回国，在全国产生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美国是在70亿人口中寻找人才，中国是在13亿人口中寻找人才，其中的差距不言而明。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走出金融危机，正在考虑实施美国30多年来特别大的人才移民政策变革，如果通过，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才流失的挑战。给中国留下的国际人才政策改革和调整的时间有限，必须奋起直追。 

　　中国青年报：在人才政策上，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补充完善的? 

　　王辉耀：我建议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率先，建议扩大学科范围。我国不仅要重视吸引理工科人才和科研型人才，也要吸引社会科学和管理类人才回国，以推动我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建议扩大非华裔外籍人才比例，现在“千人计划”中的专家大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非华裔外籍专家只有100多位。外籍人才更能深入了解某一领域在其母国的发展状况，可能带来更多的前沿信息和更广的国际人脉网络，而且外籍人才比例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域甚至是城市和地区发展国际化程度的很重要的指标。我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的非华裔外籍人才数量至少应该达到1000人，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度，据统计，目前我国“千人计划”专家年龄普遍偏高，40～60岁的人才超过一半，青年人才的比例不足5%。 

　　第四，团队对个人专业技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要注重引进团队。现在只引进专家，没有助手和团队，就像红花没有绿叶扶，影响专家个人能力的发挥。 

　　中国青年报：对于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回国，您还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率先，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在人才签证方面，我建议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出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侨办审批的规定，为近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增进他们对故土的认同感。在目前没有双重国籍政策下，针对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海外出生、符合高层次人才认证条件的华裔高端人才、进入中国工作与投资的外国高层次人才都简化签证审批手续。这样既节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第二，降低绿卡的门槛。目前，一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达到30万人次以上。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还会有大量外国公司、外国人才来中国发展。同时，还有年增速超过30万、总数超过200万的留学人员，近5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未来10年申请中国绿卡、入籍中国的诉求将是巨大的。我国每年人才绿卡应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当调整，在设定年度上限总额的基础下，总额应在移民国家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之间，大约为5万到10万。 

　　第三，需加强重视和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智力密集作用，给全世界的留学人员发出一个他们受到党和国家更多重视的信号。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影响，还很少体现在参政议政上。目前，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留学人员的比例偏低。各民主党派也没有太多留学人员特别是体制外的留学人员的参与。应该发挥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作用，我建议在政协中专门设立针对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界别。 

　　第四，创新机制改善环境，确保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改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是用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前提，也是发达国家积极探索的重要命题，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实践，比如，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制，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国际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激励环境、放宽留学人才、海外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的限制等。我国需要尽快出台政策，对留学回国人员及外籍人员的子女就学、升学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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